《基督教的傳播真得靠武力嗎?》
看了楊虹幹事( 新加坡FES 的一位全職幹事 )於聯合早報所回應一偏提到“基督教的傳播有靠武力”的文章,我就想起1 – 2 年前在新加坡三一神學院參與由林鴻信博士(臺灣神學院院長)所教授的教會論課程。當林博士提到教會應否參與政治一課題時,他說到很多基督徒認爲閉口不言政治,不參與其中,不發表任何與政治有關的意見就是最好的。可是沉默不言,也是一種參與。因你若閉口不言,對於當權者而言,代表你對現有的政策滿意。對政治不太感興趣的我,是一個重要的提醒。另外也使我想起一位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就讀的弟兄。當一位講師帶領一群學生討論同性戀課題時,絕大部份學生都表示認同此事,這位弟兄覺得作爲一位基督徒,應該在這事上說些話。雖然他所說的,得不到學生及講師的認同,但爲著他那點勇氣,我覺得應向神獻上感恩。
我們是“揀選的族類,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若一味沉默不言,隨波逐流,不但不能成爲時代的中流砥柱,還任由世人踐踏,污辱及褻瀆神的至聖真理,此身份實在當之有愧。我感嘆自己“學藝未精”,很難在這事上盡一份力。更慚愧的是,當《達 芬奇 密碼(Da Vinci Code)》,猶大福音書… 等 面世時,若不是神興起祂的僕人説話,自己還差點受其影響, 深陷其中。由此可見,自己需要成長的地方實在太多了。小弟在此願與各位“鄉親父老”分享楊虹幹事所發表的文章,以此讓我們大家對此課題及教會歷史有更多的認識,也鼓勵我們看重個人在聖經,神學,屬靈操練,社會關懷方面的成長,多去參與一些有份量的講座/神學課程,多留意時勢,參與一些社會活動。願神幫助我們把這“光,鹽”的作用發揮地淋漓盡致。
榮燿歸於真神!
<<基督教的传播真的靠武力吗? >>
杨 虹
编者按:于时语和林明雅两人对基督教和佛教的传播过程和方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文作者则对他们的看法提出不同的观点。
9月23日于时语君的《伊斯兰以武力传教吗?》与9月27日林明雅君的回应文《佛教的传播也离不开武力吗?》站在各自的立场,阐述了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传播途径,给读者们上了两堂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课程。
然而,在拜读于君的《伊》一文时,心中不免感慨一般人对基督教信仰极度偏颇的认识;之后再看到林君于其回应文《佛》的开场白中认为于君“基督教早期的成功,与罗马帝国的强大武力休戚相关。而基督教从欧洲向全世界扩展……基本上完全凭借西方殖民主义的武力”的见解“基本上是正确的”时,则令素来不善辞令的笔者有不吐不快之感。
姑不论于君对他所提出的“十字军运动、欧洲中世纪血腥的宗教审判以及宗教改革之后的长年教派战争”作出多少历史的考证和评估,他将“基督教列强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对数百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以及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决定对平民投掷原子弹”等借基督教文化之名进行的暴行等同于基督教信仰,就令任何一个认真研究基督教信仰与世界文化史的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不敢苟同。
这是历史认知上的不足;就如于君似乎也误解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所谓的“基督教世界”指的其实是受到基督教信仰熏陶的文化/文明,却并不是指这个信仰本身一样。然而,一来这个课题牵涉太广,不宜于这个版位探讨;二来,这也不是笔者原来回应的出发点。
笔者更为忧心的一个误解,是于君提出而林君认为“基本上正确”的一个看法:“基督教早期的成功,与罗马帝国的强大武力休戚相关。”以为基督教早期的传播,是借助了罗马帝国强大的军事武力此一说法,实在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
就历史的记载,基督教诞生的首三百年,其实都处在持续不断的逼迫和深重的苦难之中。基本上,这三百余年的逼迫大致可分为两个主要时期:罗马尼禄皇帝治下至德修皇帝止(Nero-Decius,公元64至250年) 及德修皇帝至戴克理先皇帝 止(Decius-Diocletian,公元250至313年) 。
第一个时期内,尼禄皇帝率先发难,将公元64年7月烧毁了大半个罗马城的一场大火,毫无根据地归罪在基督徒身上,造成许多基督徒的无辜被害。罗马史家塔西图(Tacitus)就于其《编年史》记载了这件事。
继尼禄之后,就是豆米仙(Domitian)皇帝于执政期间(公元81至96年)对基督徒所进行的逼迫。而从存留至今的罗马皇帝他雅努(Trajan)与庇推尼总督皮里纽(Pliny, 公元111至113年)的来往书信中,可以清楚看到,在那个时代,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随时面临被判处极刑的可能性。
这个时期的罗马帝国,正值军事武力强大之际;然而帝国对当时正方兴未艾地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却是敌视多于亲善,持的是打压的姿态。基督教尽管还是如火如荼地传播开来,但却是在鲜血中迈着艰辛的步履踏出去,而非如于君与林君所误解的,是“与罗马帝国的强大武力休戚相关”的结果。
第一个时期的逼迫,尽管有令人不忍卒睹的血腥场面,但却仍属地方性的迫害。第二个时期的逼迫,却是罗马帝国全国对基督教进行有规模的惨烈大迫害,让教会发展史进入其中最黑暗的一个时期。
公元249年,德修皇帝一声令下,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就因此被囚禁、被杀害;这期间,殉道者的数目远远超过以往所有的逼迫。
公元253至260年执政的瓦勒良皇帝(Valerian)则用尽方法迫使神职人员和在社会具有影响力的信徒反悔所信的道,致力于彻底消灭基督教在当时社会上的领导势力;许多教会的监督、长老和执事都被处死。他也不准基督徒参加聚会,并查抄他们的产业。
公元303至312年的10年间,戴克理田皇帝(Diocletian, 公元245至312年)向基督徒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大逼迫。303年2月,他颁布了三道“反基督徒谕令”(Edict Against the Christians) ,下令拆毁所有的教堂并焚烧圣书;任何基督徒若不脱离教会,轻则成为奴隶,重则被判处死刑;所有的基督徒也被迫祭拜罗马皇帝神祗,否则遭受酷刑!教父兼历史学家优西比乌(Eusebius)在他的《教会史》就有这样一段文字:“在每个城市中,无数人被捆锁;为杀人犯和盗贼所建的监狱已挤满主教、长老、执事、读经的和驱邪者,故无处可收容及监禁那些被判有罪的人。”
这个时期的罗马帝国,正逐步走向没落,军事武力大不如前;反观基督教的队伍,却日益壮大。基督教确实“成功”传播到整个近东地区,但仗赖的却不是“罗马帝国的强大武力”,而是殉道者以血铺设了的扩展的路。
·作者为全职基督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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